了天主教的戏剧化气氛的举动,似乎没有给予薇龙任何影响。薇龙依旧把两只手插在鬓发里,出着神,脸上带着一点笑,可是眼睛却是死的。
梁太太一出去,就去打电话找乔琪,叫他来商谈要紧的事。乔琪知道东窗事发了,一味的推托,哪里肯来。梁太太便把话吓他道:“薇龙哭哭啼啼,要回上海去了,她父母如何肯罢休,上海方面自然要找律师来和你说话,这事可就闹大了!你老子一生气,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是因为薇龙是在我这里认识你的,说出去,连我面子上也不好看,所以忙着找你想补救的方法。谁知道你到底这么舒坦——皇帝不急,急煞了太监!”乔琪虽来了,依然笑嘻嘻地,道:“我虽然不是中国通,对于中国人这一方面的思想习惯倒下过一点研究。薇龙的家庭如果找到我说话,无非迫着我娶她罢了!他们决不愿意张扬出去的。”梁太太盯了他一眼道:“娶她!你肯娶她么?”乔琪道:“薇龙有薇龙的好处。”梁太太道:“你老老实实答一句罢:你不能够同她结婚。”乔琪笑道:“你这不是明知故问么?——我没有婚姻自主权。我没有钱,又享惯了福,天生的是个招驸马的材料。”梁太太把指尖戳了他一下,骂道:“我就知道你是个拜金主义者!”两人商议如何使薇龙回心转意。乔琪早猜着这件事引起法律纠葛的危机,一大半是梁太太故甚其辞。若要釜底抽薪,第一先得把自己的行动对梁太太略加解释,剖明心迹。两人谈了一晚上,梁太太终于得到了她认为满意的答覆。
第二天,乔琪接二连三的向薇龙打电话,川流不息的送花,花里藏着短信。薇龙忙着下山到城里去打听船期,当天就买了票。梁太太表示对她的去留抱不干涉态度,因此一切都不闻不问。薇龙没有坐家里的汽车,走下山去搭了一截公共汽车,回来的时候,在半山里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来。峻峭的煤屑路上,水滔滔的直往下冲,薇龙一面走一面拧她的旗袍,绞干了,又和水里捞起的一般。她前两天就是风寒内郁,再加上这一冻,到家就病倒了,由感冒转成肺炎;她发着烧,更是风急火急的想回家。在老家生了病,房里不会像这么堆满了朋友送的花,可是在她的回忆中,比花还美丽的,有一种玻璃球,是父亲书桌上用来镇纸的,家里人给她捏着,冰那火烫的手。扁扁的玻璃球里面嵌着细碎的红的蓝的紫的花,排出俗气的齐整的图案。那球抓在手里很沉。想起它,便使她想起人生中一切厚实的,靠得住的东西——她家里,她和妹妹合睡的那黑铁床,床上的褥子,白地红柳条;黄杨木的旧式梳妆台;在太阳光里红得可爱的桃子式的磁缸,盛着爽身粉;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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