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建议果然有理。
胡适还告诉李济怎样才是正确的刷牙方法,大概这也是李济一向不曾注意到的事。李济说,和胡适在一起,时时处处能体会到他对朋友、对别人的热心和关爱。
这一次,胡适在武汉大学住了三天,演讲十次,讲到最后喉咙都哑了。虽然很辛苦,但胡适自己却很高兴,也很满意。
尔后,胡适又先后到上海、杭州等地。在杭州时到浙江大学访问竺可桢校长,并在浙大演讲。
此次南行,胡适在南京讲《自由与进步》、在武昌讲《自由主义与中国》、在杭州讲《自由的来源》。一而再,再而三地宣传他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思想立场,说到家是想化解国共两党的殊死斗争。一方面,他希望国民党能包容中共和其他反对党。另一方面希望中共放弃暴力,走议会道路。值得注意的是,直到此时,胡适所有公开的著作、文章、讲演、广播中都没有直接批评共.产.党,但也没有直接批评国民党。“此时他的心境固然幽黯凄凉,但他的言论还是十分谨慎,颇费推敲的”。——他的“自由主义”政治设计固然不可能为中国共产党接受,更不可能被国民党所接受。他在中国当时“东风西风式”的现实政治斗争中,是注定地找不到存在和转圜之地的。这一点,或许胡适比谁都清楚。但是,他的想法是,无论如何,战乱对于国家和民众都是灾难和浩劫,即便是能够化解的希望微乎其微,他也要全力以赴。事实上,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,是需要健全的法制,需要社会发展到一个相对高度的。当然,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,也同样需要相关的政治家的良好人品和政治智慧的;至少不是权力欲特强之人。
这次南行,胡适有意外收获,他在南京见到了六种《水经注》,在上海审定了合众图书馆所藏“重校本”确为全祖望的校本。
10月22日,胡适飞回北平。他在日记中说:“此次出外三十六日,真有沧桑之感。局势一坏至此!”
胡适回北平不久,就为教师罢教、学生罢课、职员罢工的事情奔波忙碌。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局之下,胡适既要保护罢教罢课的师生,又要维持北大乃至整个北平教育界的大局,非常为难,有时候甚至觉得这个校长“实在不要再做了”。
1948年11月下旬,随着翁文灏内阁的垮台,蒋介石听取了美国大使馆的意见,请胡适出来收拾残局。遂派陶希圣北上请胡适来南京组阁,所谓临危受命,劝他挑起行政院长的重担。11月22日陶希圣飞到北平,赶到东厂胡同找到胡适,缠磨了两天,胡适坚决不肯答应去南京组阁,只表示“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,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”。
辽沈战役之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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