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大恩惠。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,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,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,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。跟着他走,我们固然得感谢他;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,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,我们更得感谢他。”
……
前边提到过,1930年11月底,离沪北上的几个原因。应该说,离开上海这个谈人权而引起麻烦的是非之地,也是考量之一。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,离开了上海,麻烦仍紧跟其后,甚至没等离开,麻烦就找上门了。
胡适离沪之前,中国公学又发生风潮。胡适本来早于5月获准辞职了,但他推荐的继任者马君武先生,一切照旧江山如故,在当局看来,这简直是和胡适没有离开不二。于是,有关方面便运动党人于右任先生出长中公,因即引起风潮。
上海市党部为此又在报上发表宣言,极力攻击胡适,并翻出谈人权的老账来清算,其中言道:“自胡适潦倒海上,执掌该校后,以野心之未逞,更主编《新月》杂志,放言怪论,诋毁总理,狂评主义,诬蔑中央,凡煽惑人心之言,危害党国之论,无所不用其极。”
他们咒骂胡适为“反动文孽”,说他在中公风潮中“仍猖獗不已”,出面调停,实则是“教唆少数学生重起拥马风潮”,甚至杀气腾腾地宣称国民党人士“莫不欲得胡适以谢天下”。
从胡适谈人权的那几篇文章发表后,上海市党部一直在打压胡适上叫嚷的最凶,虽然很闹心很刺耳,但毕竟是见怪不怪了。但是,11月22日的上海《民国日报》,又登出立法院长胡汉民在立法院纪念周发表的题为《谈所谓言论自由》的讲演,竟把矛头完全指向了胡适。
胡汉民在讲演中说:“最近见到中国有一位切求自由的所谓哲学博士在《伦敦泰晤士报》上发表一篇长长的论文,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。……在他个人无论是想借此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赞助和荣宠,或发挥他“遇见溥仪称皇上”的自由,然而影响所及,究竟又如何呢?此其居心之险恶,行为之卑劣,真可以“不与共中国”了。”
胡汉民是留日出身,早年参加同盟会。孙中山办《建设》杂志时,他曾与廖仲恺、朱执信等,跟胡适讨论过“井田制度”。那时,国民党和胡汉民本人都是风雨飘摇,对胡适是“先生”长“先生”短的书信往还,煞是亲热。十年之后,胡汉民已贵为立法院长,国民党中央的“胡委员”了,岂是当年讨论井田的胡汉民可比!
受了这样一位党国要人的无端训斥,胡博士又岂能忍气吞声?他于离沪北上的前三日看到此文,便写信质问,要求胡汉民指出在哪一天的什么《伦敦泰晤士报》上登有胡适的什么长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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