赞同的,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(Seriousnessofpurpose),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。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;他们有理想,有计划,有绝对的信心,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。
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!”
最后两天,胡适又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,更觉得他的看法不错。他想,对这样一个有理想,有计划,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,“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”,这才是“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”。胡适这回不能久住俄国,不能细细观察调查,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。他打算将来回国之后,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,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,同来苏俄进行较长期的考察。
这表示,胡适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没先入为主的成见的。
在莫斯科虽然只逗留了几天,但这赤色首都给胡适的印象却很深刻。到了伦敦和巴黎,他仍很激动,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,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,仍在称赞“列宁一班人,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”;仍在称赞莫斯科的人们“真有一种‘认真’‘发愤有为’的气象”;仍在称赞苏联政府重视教育和科学,等等。
关于胡适在苏联的情况,也有人回忆说:“胡适之过俄时,曾参观孙逸仙大学。校长拉[狄克]氏问他对苏联的观感如何?胡氏答得亦极幽默,说:‘有一群人,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。’问他干得好否,他说这是将来的事,他非预言家。此乃孙逸仙大学当时的学生对我说的,而且大骂胡氏,谓为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东西,难道苏联会干不好么?……”
但还有另一个人的回忆则是听别人转述的的:“一九二六年夏,胡适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,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。那时在中山大学、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,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,齐集莫斯科车站迎接他,人山人海,盛况空前。胡适下车伊始,我们中山大学的同学,又复邀请他来校作一次演讲,校长拉狄克主持其事。
“胡适登台之后,首先盛赞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佩服。不料他说到国际形势时,立论却突变了,竟说美国对华政策是亲善的,首先退还庚款,为中国培养科学与文化的人才,改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云云。其时有一同学,写一纸条递上讲台,质问胡博士看过《中美望厦条约》没有?胡适随即作答:‘那是美国过去的历史,现在美国对华的政策的确是亲善的。’弄得同学们啼笑皆非,大家都很不愉快。校长拉狄克作结论时,高举手杖,大声疾呼:‘我要教导我的学生,学成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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