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为。不但如此,胡适还认为,这给了“新舆论家”一个教训。
胡适指出:“主义”都是应时势而产生的“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”。“主义”都是“抽象的名词”,任何人都可以“同用一个名词”谈“主义”,比如王揖唐之流都跟我们一样谈论社会主义,都称“社会主义家”,“都可用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”,这就成了“‘主义’的大缺点和大危险”。所以,他极力反对“空谈主义”,因为:第一,“空谈好听的‘主义’”,这是极容易的,“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,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”;第二,空谈外来“主义”,没什么用处;第三,偏向“纸上的‘主义’”,很容易被无聊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。
由此可见,胡适发表该文的最初诱因是安福部王揖唐也来谈论“主义”了。这在他看来,无疑是空谈抽象的主义带来的大弊端,所以不得不予以纠正。而在接下来的文字中,胡适也很少涉及马克思主义,甚至说过“马克思的社会主义,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”。
在《三论问题与主义》一文中,胡适又解释说:“现在世界各国,有一班‘把耳朵当眼睛’的妄人,耳朵里听见一个‘布尔扎维主义’的名词,或只是记得一个‘过激主义’的名词,全不懂得这一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具体的主张,便大起恐慌,便出告示捉拿‘过激党’,便硬把‘过激党’三个字套在某人某人的头上。这种妄人,脑筋里的主义,便是我所攻击的‘抽象名词’的主义。我所说的‘主义的危险’,便是指这种危险。”而“蓝、李两君所辩护的主义,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。如此所说的主义,我并不曾轻视。”这也说明,马克思主义并非其主要的针对。
毫无疑问,胡适说的“主义”,应当也涵盖马克思主义。但读原文,胡适并不一般地反对谁信奉马克思主义,更不是谁信奉马克思主义,就和谁过不去。他只是提出,任何主义都“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;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,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;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,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、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”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应该反对的吗?
如果像信奉宗教一样信奉马克思主义,这样的人不管把自己标榜成多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,其人肯定比胡适离真理更远。
卡尔•波普尔说过,多见一只白天鹅不能证明所有天鹅是白的,因为只要有一只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,“天鹅皆白色”这个命题就会被推翻。既然谁也无法保证此“真理的白天鹅”可以永远不被证伪,那么“非真理”、“非主流”的价值就有自我尝试的权利。换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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