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联想。尽管在案子中,总统黎元洪有被人利用而滥用权力的问题,但内阁也是有毛病的,包括罗文干本人,也不是没有错处。
在案子的第一阶段,罗文干虽然受到了非法对待,但毕竟没有什么人身伤害,很快也为罗文干洗清了污点。做为罗文干的朋友,深知其为人和品行的蔡元培,无论如何,这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。
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他无法忍受了。
事情本来已经搞清,因为实权派曹锟要借题发挥,竟颠倒黑白,闭着眼睛罗织罪名。当时,候任教育总长的彭允彝竟献计对“罗文干案”复议,致使罗文干又一次含冤入狱。
面对彭氏如此的的蹂躏人权,献媚军阀的行径,蔡元培与汤尔和、邵飘萍、蒋梦麟等人商量后,决定采取行动。
他遂于1923年1月17日,愤然提出辞职。
他在辞呈中写道:“数月以来,报章所记,耳目所及,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,最无耻之行为,无不呈现于国中……元培目击时艰,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,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,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,支持教育残局,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。惟有奉身而退,以谢教育界及国人。”
从这封辞职书中,不难看出,蔡元培已经愤怒到了极点。
有人说,“这可能是近代中国最直率,最能体现知识分子气节的辞职书”。
两天以后,他在多报刊出不再到校视事的启事,随即离开北京。紧接着,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《不合作宣言》。
此宣言刊发在1月25日的《申报》上,其中说到:“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:议员的投票,看津贴有无;阁员的位置,禀军阀意旨;法律是舞文的工具;选举是金钱的决赛;不计是非,止计利害;不要人格,止要权利。这种恶浊的空气,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,我实在不能再受了……国务员匆匆的提出再议的请求,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,重行逮捕。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当局,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,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,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,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。”
一位哲人说过:“没有正义的地方没有自由,没有自由的地方也就没有正义。”
蔡元培两次最著名的辞职,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:《不合作宣言》和《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》。
他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《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》中说:“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:思想自由,是世界大学的通例。德意志帝政时代,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,他的大学何等自由,美、法等国,更不必说了。北京大学,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,是很不自由的。我进去了,想稍稍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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