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凯,任洋务总文案献,成为袁“运动亲贵,掌握政权”的马前卒,持续十数年受宠不衰,被袁视为心腹,且素称“智囊”。
据说当约法会议成立时,袁世凯本来是打算把议长一席给梁士诒。
杨度却在一旁淡淡地说了一句:“燕孙是国民党首领,国民党支部遍布全国”。
袁马上脸色沉重地说:“他不合做这事。”
杨度这一支暗箭恰巧报了熊希龄组阁时,杨拟任交通总长,被粱冷冷地向袁说“皙子对交通外行”,便把交通总长的帽子打落了的旧怨。
民国三年初,总统府中粤、皖两系明争暗斗甚为激烈,三月间杨士琦曾公开发表谈话如下:
“别人骂我黄老主义,我实在无所谓。这和前清时有人骂我是袁党一样。那时,项城已下野,文敬(指其兄杨士襄)正任北洋大臣,所以我不能马上走。张文襄竟说:‘两柱虽移植其一,中间则仍留一线。’两柱指项城和庆邸(奕劻),我是传达消息的一线。
“武昌起义后,派我当议和代表,我以为非共和不足以渡难关,而共和必无良好结果,所以我辞职不干。过去两年间,我住在上海,或者就是实行黄老主义的时期。
“项城再三电召,我为着老朋友的关系,既来则安,对于做官不做官的问题,更无所谓,既无做官的必要,亦无不做官的必要。前次梁秘书长发誓不做部长,我才答应担任交通总长。别人骂我是皖派领袖,我就是皖派领袖好了。”
梁士诒以交通为基础,而实际上则掌握财政大权。当时北京**虽有财政总长,可是财政大权都集中在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。这个财政会议由袁世凯为召集人,而粱则为实际主持人。
熊希龄内阁垮台后,财政权更集中到总统府了,甚至连收支一切多由总统批定。
有一天,袁世凯对梁士诒说“财政窘迫若此,交通部总要帮个忙才好。”
梁答:“请总统吩咐,要多少才够?”
袁说:“每月总须有四五十万才够。”
梁答:“那么就是五十万好了。”
从此交通部每月便按时如数缴出。
两杨反梁的得意之举是迎合袁的心理,捧徐世昌出来做国务卿。因为这样一来,则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便完全落空,这是打击梁士诒最好的一个办法,也是一着绝妙好棋!
高处不胜寒,梁士诒虽然权重,可是处境也很危险,这可于一段剪报和梁的父亲一封家书中看出。
这份剪报是**《字林西报》的一篇专稿,描写梁的权力,全文如下:
“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,是为袁总统,而将来所恃以存在者,实为梁秘书长。梁士诒者,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之第一人也。其人赋性坚定,才具极圆滑,不喜大言高论,但求着着踏实,步步为营,以至水到渠成,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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