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东革命周刊》等,大肆宣扬了吴绍霆英勇相救宋教仁的事迹。因此在吴绍霆的船靠岸上,码头上有不少市民前来迎接,高声欢呼吴都督的威名。
吴绍霆在民众面前保持着和蔼可亲的一面,一会儿挥手致意,一会儿拱手道谢。当他回到都督府之后,却立刻变了一副脸色,雷烈风行的召集了都督府参谋总部召开了一场会议,加强对革命粤军第三师的装备,以及第一师的重新布防,俨然是一副大战临头的趋势。这一举动引起了都督府上下的紧张,吴绍霆向众人做了一番局势的分析,认定迟早会有大变,众人只得遵从命令执行。
年初第一师全军更换了德式装备,退下的步枪暂时存放在军械库。吴绍霆很快派人联络了湖南衡阳的焦达峰,用单价一圆二的贱价果断把这一批步枪卖给了湖南革命军。焦达峰对此十分感激,还专门写了一封亲笔信道谢。吴绍霆并非是照顾焦达峰,也不是觉得这批枪占库存,而是料定湖南很快会发生战事,间接资助焦达峰成为阻挡北洋军南下的第一道屏障。
果不其然,两天之后上海都督府公布了宋教仁遇刺案最终证据,证明阴谋家应桂馨与总统府秘书处的电报往来。此一证据迅速在国内掀起了震动,各省各地指责北京政府的声音源源不断,许多军政府首脑发电报斥责袁世凯。孙中山趁势在上海发布讨袁声明,披露北洋政府独裁的野心,痛斥袁世凯阴谋暗杀行为,号召全国维护共和大义发动二次革命。
黄兴、章士钊等国民党文治派人物却主张利用法律手段惩处袁世凯。他们同时询问了宋教仁的意思。宋教仁在这个关键时候犹豫不决,既不愿意放弃北上组阁的宏愿,又对北洋政府阴谋手段痛心不已。黄兴并非不想一战,他这个时候脑袋很清晰,北洋派在过去一年早已做好了军事准备,革命军一盘散沙,不可能有取胜的希望。通过法制制裁是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认清袁世凯的嘴脸,顺便争取更多时间来准备。
一时间上海革命党人意见不一,没有统一的主导指挥,导致全国各省左右不定。
三月十二日傍晚,北京总统府怀仁堂大总统办公厅十分热闹,各级政务官员对上海发生的事情议论纷纷。曹汝霖夹着公文包快步从大门外走了进来,穿过大厅里的众人,向内办公室走去。大家看到神色匆匆的曹汝霖如一阵风一般掠过,不禁有些好奇起来。不过曹汝霖中途没有任何停留,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,大家也无从开口询问。
来到内办公室大门口,侍从官看到是曹汝霖,并任何无阻拦,推开门让曹汝霖进去了。
袁世凯坐在总统办公桌后面,脸色显得很郁闷,甚至还带着几分火气。桌子上的烟灰缸里搁着一根还在冒烟的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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