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他是善,也不能说他是恶。孟言性善,荀言性恶,乃是一种诡辩,二人生当战国,染得有点策士诡辩气习,我辈不可不知。
荀子而后,主张性恶者很少。孟子的性善说,在我国很占势力,我们可把他的学说再加研究。他说:“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,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”这个说法,也是性善说的重要根据。但我们要请问:这章书,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,何以下文只说“无恻隐之心,非人也”,“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”,平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,是何道理?性善说之有破绽,就在这个地方。
怵惕是惊惧之意,譬如我们共坐谈心的时候,忽见前面有一人,提一把白亮亮的刀,追杀一人,我们一齐吃惊,各人心中都要跳几下,这即是怵惕。因为人人都有畏死之天性,看见刀,仿佛是杀我一般,所以心中会跳,所以会怵惕。我略一审视,晓得不是杀我,是杀别人,登时就把畏死之念放大,化我身为被追之人,对乎他起一种同情心,想救护他,这就是恻隐。由此知: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。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,莫得怵惕,即不会有恻隐,可以说:恻隐二字,仍是源于我字。
见孺子将入井的时候,共有三物:一曰我,二曰孺子,三曰井,绘之为图,第一圈是我,第二圈是孺子,第三圈是井。我与孺子,同是人类,井是无生物。见孺子将入井,突有一“死”的现象呈于吾前,所以会怵惕,登时对于孺子表同情,生出恻隐心,想去救护他。故孟子曰:“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。”我们须知:怵惕者自己畏死也,恻隐者怜悯他人之死也,故恻隐可谓之仁,怵惕不能谓之仁,所以孟子把怵惕二字摘下来丢了。但有一个问题,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,请问此心作何状态?不消说:这刹那间,只有怵惕而无恻隐,只能顾及我之死,不能顾及孺子。非不爱孺子也,变生仓卒,顾不及也。必我身出了危险,神志略定,恻隐心才能出。惜乎孟子当日,未把这一层提出来研究,留下破绽,遂生出宋儒理学一派,创出许多迂谬的议论。
孟子所说的爱亲敬兄,所说的怵惕恻隐,内部俱藏有一个我字,但他总是从第二圈说起,对于第一圈之我,则略而不言。杨子为我,算是把第一圈明白揭出了,但他却专在第一圈上用功,第二以下各圈,置之不管;墨子摩顶放踵,是抛弃了第一圈之我,他主张爱无差等,是不分大圈小圈,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。杨子有了小圈,就不管大圈;墨子有了大圈,就不管小圈。他们两家,都不知道:天然现象是大圈小圈,层层包裹的。孟荀二人,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,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,荀子说是层层缩小,就不免流于一偏了。我们取杨子的我字,作为中心点,在外面加一个差等之爱,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。
我们综孟荀之说而断之曰:孟子所说“孩提之童,无不知爱其亲也,及其长也,无不知敬其兄也”一类话,也莫有错,但不能说是性善,只能说是人性中的天然现象;荀子所说“妻子具而孝衰于亲,嗜欲得而信衰于友”一类话,也莫有错,但不能说是性恶,也只能说是人性中的天然现象。然则学者奈何?曰:我们知道:人的天性,能够孩提爱亲,稍长敬兄,就把这种心理扩充之,适用孟子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”的说法。我们又知道:人的天性,能够孝衰于亲,信衰于友,就把这种心理纠正之,适用荀子“拘木待括蒸矫然后直,钝金待砻厉然后利”的说法。
孟荀之争,只是性善性恶名词上之争,实际他二人所说的道理,都不错,都可见诸实用。我以为我们无须问人性是善是恶,只须创一条公例: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。”把牛顿的吸力说,爱因斯坦的相对论,应用到心理学上,心理物理,打成一片而研究之,岂不简便而明确吗?何苦将性善性恶这类的名词,哓哓然争论不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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