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辜鸿铭沉吟片刻,想到陆时在剑桥的演讲的主题是《信、达、雅》,于是说:“那你写本书,讲一讲翻译的问题,就比如语法性别什么的,这个写起来容易。”
这种说明类的文字用文言文写确实容易。
陆时皱眉,
“辜先生刚才提到了梁任公的《少年中国说》,可还记得第一句?”
辜鸿铭点头,
“没记错的话,《少年中国说》第一句应是‘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’。”
陆时问:“为什么‘中国’一词的语法性别在法语里是阴性、在俄语里是阳性,在德语里又是中性?”
这话把辜鸿铭给问住了,
他懵懵地看陆时,
“为什么?”
陆时说道:“从语言学角度,阴、阳、中性属于语法学下的构词学,是已知词的特点,去研究一类词群的共性特征所总结出来的规律。简言之,是先有词,后有词的性。”
辜鸿铭懂了,
“所以不能反过来问,为什么这个词是某个语法性别?”
陆时点头,
“对,因为这是词本身的特点,是语言学家的规定。所以,讲翻译去追究语法性别,属于盯着细枝末节不放。”
辜鸿铭自己也是翻译家,当然明白这些,
就像是数学中为什么要用十进制,为什么加法要用“+”表示一样,没什么道理可说。
一旁的夏目漱石点头,
“盯着细枝末节,确实无用。”
他被派来留学,日本教育部给的却是“研究英语”这种模棱两可的目标,所以也深有感触。
对于危难中的国家,学校的教材还得以实用主义为基。
陆时说:“英文为‘西学之发凡’,而非‘西学之究竟’,学习外语是必要的,但以翻译为专研,追求信、达也罢,若追求什么雅,实为本末倒置。”
这话算是一锤定音了。
郑观应叹气,
“唉……”
国家积弱,教材编写都如此困难。
陆时思考片刻,说道:“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乃文科作品,若将之译为汉语,或可作为教材。”
话音刚落,便被辜鸿铭和郑观应否决,
“不可!”×2。
两人异口同声。
陆时问:“为什么?”
辜鸿铭露出无奈的表情,回答:“不合适。”
诚然,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是不朽的作品,但其中涉及的学科太多,综合性太强。
因为要拜访陆时,郑观应也通宵读过了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,
他沉声道:“此书大奇,但我读的时候便忍不住思考,它到底属于哪一科?陆先生刚才说文科,但政治、地理、史学、卫生、生物……好像哪一科都行,哪一科又都不准确。”
辜鸿铭附和道:“可作延展读物,教材确实不合适。”
陆时对此无法反驳。
他问:“那都有哪些科目?”
辜鸿铭回答:“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,具体有何科目需要看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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