话,说得倒是硬气,也立刻引起了在场的亲贵们的一片附和之声。不过,那些出言附和的大多也都是些吃父辈、祖辈荫庇的角色,对于满清的当前问题,尤其是八旗的窘境并非有多么大的了解。更多的,还是沉迷于那些过往的辉煌和荣耀,那些建立在东亚各民族血泪上的辉煌和荣耀。
这边附和声连连,在其中,也有不少熟悉实务的,他们对于当前的情状也是有着比较深刻了解的。
其实早在永历六年,伴随着西南明军组织的大反击,以及郑成功在闽南的鏖战,清廷已然感受到了来自于各大抗清势力,亦或者说是汉人强烈的抵抗力度了。各地潜在的抗清人士开始出现了蠢蠢欲动的迹象,有的更是直接挑起了大旗与清廷抗争。甚至,就连国外也有反响,比如说朝鲜廷臣认为清朝“危亡之兆已见”,日本原来对南明乞兵抱冷淡态度,“近来其议稍变,或有欲救之议。”
满清自身核心人口基数的问题显现,国内外的环境也在开始恶化,哪怕是打赢了周家铺那一战,也仅仅是遏制住了孙可望的进攻步伐。之于李定国针对肇庆的攻势,也依旧只能采取守势。
为此,清廷当即做出了针对性的应对策略。洪承畴出任西南经略,大力招抚郑成功,这些都是最为明显的东西。除此之外,他们在经济上作出让步,减缓部分抗清活动比较激烈的地区的经济压迫力度,比如顺治十年四月分别免除湖南“寇荒”六、七、八、九年多达四年拖欠钱粮,及福建拖欠的钱粮,既是承认事实,也寓收买人心之意。
经济压迫缓解的同时,政治上他们也在释放缓和的态度。侍立于一旁的累进世袭一等伯,提拔为内大臣,兼议政大臣、总管内务府索尼,其人乃是顺治朝的首席大臣,顺治的亲信重臣,他很清楚的记得当李定国两蹶名王的消息引发地方骚动之际,清廷亦是毫不犹豫的下达了“自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又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土贼者,无论人数多寡,罪犯大小,但能真心改悔,自首投诚,悉准照曹四达子事例尽赦前罪”这样打着宽恕的旗号来瓦解抵抗势力的诏书。
甚至,清廷还打出提倡礼义忠恕的幌子,出人意料地表彰起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殉君死难及顺治元、二年间抗清死难的志士,这样,既可表明朝廷为正朔所系的内涵,又可从多方面分化抗清阵线。
归根到底,这些都是当局势不利之际清廷做出的应对之策。在这方面上,他们远比明廷要灵活得多,花样繁多,手段百出。更有甚者,他们在汉地尊孔、祭孔,打造一副正统王朝的架势。而针对蒙古和西藏,则以崇信黄教作为纽带,是为“兴黄教,柔蒙藏”。针对不同的区域特征,实行截然不同的
请收藏:https://m.h6dy.com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